静心录之十 序说·序跋增补
二、《文 录》
《文录》包括《正录》五卷、《别录》十卷、《外集》九卷。据《 阳明年谱》载，嘉靖六年四月，邹守益流谪安微广德，“录（阳明）先生文字请刻。先生自标年月，命德洪类次，且遗书曰：所录以年月为次，不复分别体类，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，不在文辞体制间也 。”后钱德洪掇拾所遗文字请刻，阳明不许。德洪曰：“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，亦莫不本于性情，况学者传诵日久，恐后为好事者搀拾,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。”阳明许刻。于是附录一卷于邹守益所辑《阳明文稿》后，凡四册，世称广德版。阳明殁后，德洪作《讣告同门》曰 ：“逾月之外，丧事少舒，将遣人遍采夫子遗言及朋友私录，以续成书。凡我同志，幸于夫子片纸只语，备录以示。”（《全书》卷三七）后又作“《购遗文疏 》，遣诸生走江、浙、闽、广、直隶，搜猎逸稿”（《阳明年谱》“嘉靖十四年”条），并与欧阳德等人汇编成《阳明存稿》数十卷 。嘉靖十一年，德洪将存稿携之苏州，与黄省曾“校定篇类”，分《正录》、《外集》和《别录》，共二十四卷，嘉靖十四年由闻人诠初刻于苏州，名曰《阳明先生文录》（见黄绾《阳明先生文录》序），世称姑苏版。嘉靖三十六年，唐尧臣据胡宗宪之命，重刻《文录》于杭州天真书院。广德版是姑苏版的雏形，但广德版只以年月为次而不分体类，姑苏版则有了改进。
关于《文录》的编类问题，当时曾发生过一场争论。黄绾等人认为 ：“先生之道无精粗，随所发言，莫非至教，故集文不必择其可否,概以年月体类为次，使观者随其所取而获焉。”但邹守益等人则认为 ：“先生言虽无间于精粗 ，而终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为要，故凡不切讲学明道者，不录可也 。”钱德洪两头为难。他一方面“惧后之乱先生之学者，即自先生之言始也 ，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论，尽而去之 ”；另一方面又耽心“先生之文既以传诵于时,欲不尽录,不可得也。自今尚能次其年月，善读者获可以验其悔悟之渐。后恐迷其岁月，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，则并今日之意失之矣 ”。所以采取“两是而俱存之”的办法，以“文之纯于讲学明道者为《正录 》，余则为《外集》，而总题曰《文录》。疏奏批驳之文，则又厘为一书,名曰《别录》.夫始之以《正录 》,明其志也;继之以《外集》，尽其博也；终之以《别录 》，究其施也。……问难辩诘，莫详于书，故《正录》首《书》，次《记》，次《序》，次《说》，而以《杂著》终焉。讽咏规切莫善于诗赋，故《外集首赋》。次《诗》、次《记》、次《序》，次《说》、次《杂著》，而《传志》终焉。《别录》则卷以事类，篇以题别，先《奏疏》而后《公移》”（均见钱德洪《刻文录叙说》）。
以上是编类，至于目次，钱德洪则遵循王阳明“此编（指《阳明文稿》）以年月为次，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”（同上）的遗训，“以日月前后顺而次之”（钱德洪《阳明先生文录序》），以使善读者能体悟阳明的“悔悟之渐 ”。
因此，由钱德洪所编订的《阳明文录》，有三点值得注意。第一，《全书》不能称其“全 ”。因为《全书》的主要内容是《文录》，而《文录》中一概不收与阳明思想体系不符的论著，至少王阳明早年“泛滥于词章 ”，继则笃信朱子格物之说的“未定之论”，均被钱氏删去了。其他据钱氏自己说，凡阳明“应酬诸作,”亦“多不汇入”（见《全书》卷二十九钱德洪序）。所以《全书》除《上国游》外均为阳明三十一岁尤其是四十岁以后的作品，仅《正录》一百五十七篇中，四十岁以后作品就有一百五十篇。可见，编者的目的，并不是要收集阳明的全部著作，从而如实地反映阳明思想的发展过程，而是想把《阳明全书》作为王门及整个社会的教科书，以达到正心明道的目的〔九〕。
第二、编类不能称其“善 ”。因为钱德洪以己见选编“纯于讲学明道”者为《正录》 ，“余则别为《外集》”。若以时间为界，钱氏的原则是：“自辛巳（一五二一年，阳明五十岁）以后文字（即所谓《晚年定论》）厘为《正录》，已前文字则间采《外集》而不全录 。”（《全书》卷二九钱德洪序）。辛巳年，是王阳明在南昌开始揭示“致良知”学说的时候。尽管实际上钱德洪并未以辛巳年，而是以己巳年（一五零九，阳明三十八岁）为界进行编类的。但己巳年是阳明居贵阳讲学而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，提出与朱子分庭抗礼的“知行合一”说的时候。因此，可以说，钱德洪的编纂原则是按照王阳明思想体系的建立期（一五零九年）尤其是完成期（一五二一年）来进行分类的。由于钱德洪只顾区分“晚年”与“早年”、“定论”与“未定之论 ”，而不顾全书体裁上的统一，因而给读者造成了许多麻烦，加之后来补刻的《文录续编》，使全书在结构上显得更加杂乱。因此，明代王畿编的《王文成公文选 》，道光六年丽顺藏板《王阳明先生全集 》，清代俞嶙编的《阳明先生全集》，日本承应二年编的《王阳明先生文录钞》，民国二十四年编的《王阳明全集》等，都在分类结构上对《全书》作了适当调整和改编。
第三，目次排列能够称其“佳 ”。因为钱德洪不仅依年月顺序编目（主要是《正录 》和《外集》部分），而且大致按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发展阶段分卷。譬如他把《正录 》卷二（今《全书》卷五）断自正德辛巳年，就是以“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”（《刻文录叙说》）为根据的。这样就使读者对王阳明中后期思想的演变过程一目了然。至于所录诗赋，亦基本上按照王阳明生平活动为序，从弘治十五年以刑部主事告病归乡作《归越》诗，到嘉靖六年平广西思、田之乱作《两广诗》，共分十五个时期，史迹清晰，条贯缕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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