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
得书，见近来所学之骤进，喜慰不可言。谛视数过，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，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，到纯熟时自无此矣：譬之驱车，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，乃马性末调，衔勒不齐之故，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，决不赚入旁蹊曲径矣一近时海内同志，到此地位者曾末多见，喜慰不可言，斯道之幸也！ 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，近入炎方，辄复大作。主上圣明洞察，责付甚重，不敢遽辞：地力军务冗沓，皆舆疾从事。今却幸已平定，已具本乞回养病，得在林下稍就清凉，或可廖耳。人还，伏枕草草，不尽倾企外惟历一简幸达致之。
来书所询，草草奉复一二：近岁来山中讲学者，往往多说“勿忘、勿助”工夫甚难。问之，则云才著意便是助，才不著意便是忘，所以甚难。区区因问之云“忘是忘个甚么？助是助个甚么？”其人默然无对，始请问。区区因与说，我此闲讲学，却只说个“必有事焉”，不说“勿忘、勿助 ”。“必有事焉”者只是时时去“集义 ”。若时时去用“必有事”的工夫，而或有时间断，此便是忘了，即须二勿忘 ：“时时去用必有事”的工夫，而或有时欲速求效，此便是助了， 须“勿助 ”。其工夫全在“必有事焉”上用：“勿忘、勿助”，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。若是工夫原不间断， 不须更说“勿忘”：原不欲速求效，即不须更说“勿助 ”。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！何等俪脱自在！今却不去“必有事”上用工，而乃悬空守著一个“勿忘、勿助 ”，此正如烧锅煮饭，锅内不曾渍水下米，而乃专去添柴放火，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！吾恐火候未及调停，而锅已先破裂矣。近日，种专在“勿忘、勿助”上用工者，其病正是如此 ：终日悬空去做个“勿忘”，又悬空去做个“勿助 ”，奔奔荡荡，全无实落下手虚，究一竟工夫，只做得个沈空守寂，学成一个痴 汉，才遇些子事来，即便牵滞纷扰，不复能经纶宰制。此皆有志之士，而乃使之劳苫缠缚，担搁一生，皆由学术误人之故，甚可悯矣！
夫“必有事焉”只是“集义”，“集义”只是“致良知”。说“集义”则一时末见头恼，说“致良知”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；故区区专说”致良知 ”。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，便是“格物”：著实去致良知，便是“诚意”，著实致其良知，而无一毫意必固我，便是“正心 ”。著实致真知，则自无忘之病：无一毫意必固我，则自无助之病。故说“格、致、诙、正”，则不必更说个”忘、助 ”。孟子说”忘、助”，亦就告子得病处立力。告子强制其心，是助的病痛，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。告子助长，亦是他以义为外，不知就自心上“集义 ”，在 “必有事焉”上用功，是以如此。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“集义”，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，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，又焉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”之弊乎？孟子“集义”、 “养气”之说，固大有功于后学，然亦是因病立方，说得大段，不若《大学》“格、致、诚、正”之功，尤极精一简易，为彻上彻下，万世无弊者也。
圣贤论学，多是随时就事，虽言若人殊，而要其工夫头脑，若合符节。缘天地之闲，原只有此性，只有此理，只有此良知，只有此一件事耳，故凡就古人论学虚说工夫，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，自然无不 合贯通者，才须搀和兼搭而说，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。近时有谓“集义”之功，必须兼搭个 “致良知”而后备者，则是“集义”之功尚未了彻也：“集养”之功尚未了彻，适足以为”致良知”之累而已矣。谓“致真知”之功，必须兼搭一个“勿忘、勿助”而后明者，则是“致良知”之功尚未了彻也 ；“致良知”之功尚未了彻也，适足以为“勿忘、勿助”之累而已矣。若此者，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，以求混融凑泊，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，是以论之愈精，而去之愈远。文蔚之论，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，至于“致知”“穷理”及“忘、助”等说，时亦有搀和兼搭处，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，或时横斜迂曲者，到得工夫熟后，自将泽然矣。
文蔚谓“致知”之说，求之事亲、从兄之闲，觉有所持循者，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。但以此自为不妨，自有得力处，以此遂为定说教人，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，亦不可不一讲也。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，只是一个真诚恻怛，便是他本体。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，致此真知之真诙恻怛以从兄健是弟，致此真知之真诙恻怛以事君便是忠，只是一个真知，一个真诙恻怛。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，即是事亲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诙恻怛矣：事君的真知不能致其真 恻怛， 是从兄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。故致得事君的真知，便是致却从兄的真知，致得从兄的真知，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。不是事君的真知不能致，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。如此，又是脱却本原，著在支节上求了。真知只是一个，随他发见流行处，当下具足，更无去来，不须假借。然其发见流行 ，却自有轻重厚薄，毫发不容增减者，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。虽则轻重厚薄，毫发不容增减，而原又只是一个：虽则只是一个，而其间轻重厚薄，又毫发不容增减：若可得增减，若须假借，即已非其真诚恻坦之本体矣；此良知之妙用，所以无力体，无穷尽，语大天下莫能载，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。
孟氏“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”者，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、不容蔽昧处提省人，于人于事君、处友、仁民、爱物、与凡动静语默闲，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、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，即自然无不是道。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，至于不可穷诘，而但惟致此事亲，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，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，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。事亲、从兄一念良知之外，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。故曰 ：“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 。”此所以为“惟精惟一”之学，放之四海而皆准 ，“施谐后世而无朝夕”者也。文蔚云：“欲于事亲、从兄之闲，而求所谓良知之学。”就自己用功得力处如此说，亦无不可：若日致其良知之я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，从兄之道焉，亦无不可也。明道云 ：“行仁自孝、弟始。孝、弟是仁之一事，谓之行仁之本则可，谓是仁之本则不可。”其说是矣。
“亿、逆、先觉”之说，文兰谓“诚则旁行曲防，皆良知之用”，甚善甚善！闲有搀搭处，则前已言之矣。惟浚之言，亦未为不是。在文蔚须有取于惟浚之言而后尽，在惟浚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：不然，则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。舜察迩言而询刍尧，非是以迩言当察，刍尧当询，而后如此，乃良知之发见流行，光明圆莹，更无 碍遮隔处，此所以谓之大知；才有执著意必，其知便小矣。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，然就心地上著实用工夫，却须如此方是。
“尽心”三节，区区曾有“生知、学知、困知”之说，颇已明白，无可疑者。盖尽心、知性、知天者，不必说存心、养性，事天不必说 寿不贰、修身以俟，而存心、养 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：存心、养性、事天者，虽未到得尽心、知天的地位，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、知天的工夫，更不必说 寿不贰，修身以俟，而 寿不贰，修身己俟之功已在其中矣。譬之行路，尽心、知天者，如年力壮健之人，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也：存心、事天者，如童樨之年，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。 寿不贰、修身以俟者，如襁褓之孩，方便之扶穑傍壁，而惭学起立移步者也。既已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，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，而步趋于硅除之间，自无弗能矣。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，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，而起立 步自无弗能矣。然学起立移步，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，学步趋 除，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，固非有二事，但其工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。心也，性也，天也，一也。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。然而三者人品力量，自有阶级，不可躐等而能也。细观文兰之论，其意以恐尽心、知天者，废却存心、修身之功，而反为尽心、知天之病：是盖为圣人忧工夫之或间断，而不知为自己忧工 之未真切也。吾跻用工，却须专心致志，在 寿不贰、修身以俟上做，只此便是做尽心、知天工夫之始：正如学期起立移步，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。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，而岂遽其不能奔走千里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 立移步之习哉？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，而所论云然者，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 之习，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台，以求融会贯通，而自添许多薏见缠绕，反使用功不专一也；近时悬空去做勿忘、勿助者，其意见正有此病，最能担误人，不可不涤除耳。
所谓 “兼德性而道问学”一节至当归一，更无可疑。此便是文蔚曾著实用功，然后能为此言。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，人或意见不同者，还是良知尚有纤翳潜伏，若除去此纤翳，即自无不洞然矣。
已作书后，移卧 闲，偶遇无事，遂复答此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，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，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：但承相爱之厚，千里差人远及，谆谆下问，而竟虚来意，又自不能已于言也。然直憨烦缕已甚，恃在信爱，当不为罪，惟浚处及谦之崇一处，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，尤承一体之好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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